这是拍于上世纪30年代的大佛寺。当时,许多棋人与棋客在这里对弈。1931年底,广东省象棋比赛的决赛在此举行

  中国文人热衷的琴棋书画,其中的“棋”指的却是围棋,而中国象棋更多被认为是市井游戏,从南宋开始就在民间流行。

  到了民国,社会由传统向近现代嬗变,全国各地象棋活动空前活跃。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,它还是中国人最重要娱乐之一,其吸引力比肩今天的足球和NBA。

  1934年,广州出现了一家《环球报》,初期发行只有二三千份,后来,办起一个“象棋”专栏,几个月后,发行量升至七千多份。另一家《越华报》见状,便邀请棋王黄松轩、卢辉等人办起“弈艺”专栏,报纸发行量立马从二万份跃升至三万份,象棋的号召力可见一斑。

  没有博彩下不出好棋

  广东一直是中国象棋史上藏龙卧虎之地,广州更有“象棋之城”的美誉。民国年间,是广州棋坛全盛时期,群众基础相当雄厚。

  二三十年代的广东棋坛,出现了第一次高峰,涌现出“广东四大天王”黄松轩、卢辉、冯敬如、李庆全,“粤东三凤”曾展鸿、钟珍、黄松轩(黄是一身二任)。他们在全国都是鼎鼎有名的人物,影响力毫不逊于解放后的杨官璘等人。

  广州棋坛的职业棋手,除了“广东四大天王”和“粤东三凤”外,二三流的棋手不下三四十人。他们多有诨名,如“五虎将”、“十八罗汉”和“十三太保”,还有“哼哈二将”、“五鼠”等。

  他们出身成分相当复杂。初时,只是象棋爱好者聚在一起角逐棋枰,浸润久了,一些人便沉迷其间,加上遭到失业或家道中落等因素的影响,遂成为以棋营生的棋人。

  例如,陈镜堂原是税务机关职员,潘权是哗连洋行职员,潘炮是红十字会杂工,吴兆平是五金工人,后来他们都成为职业棋人。

  一些家境原不错的象棋爱好者,亦有成为职业棋人的,像何岐利刀剪铺老板何鲁荫,承办山铺票的赌商苏星渠之子苏天雄(绰号棋孟尝),赌商黄志,文化鞋铺店老板刘寿彭,陈嘉庚胶鞋的批发商陈森,店铺老板保玉书(绰号棋王保)等。

  比较闻名的职业棋人还有赵坤(金牙坤)、黄汉(和尚全)、陈陶(滋阴陶)、陈星誉(吹箫陈)、苏钧林(新棚仔)等。

  成为职业棋人后,日常生活之资,都取自弈棋博彩所得,所以,如果不是博彩的棋局,他们就认为下不出好棋。

  当时,凡是有棋迷聚弈的地方,便有象棋艺人来摆棋档。但是,以棋谋生极之不易,许多人过得潦倒落魄,包括一些出名的棋手。

  最初,广州棋人并没有固定的对弈活动场所,只能在寺庙的阶前树下,或者在街头路边来下棋。羊城著名的丛林,如元妙观、海幢寺、光孝寺、华林寺、大佛寺等就是广州棋人最初聚弈的地方。

  早年设棋档靠棋艺谋生的冯敬如、李庆全、赵坤、陈陶、陈星誉等十多人,就是在寺庙里摆棋档的。他们还不时在人多的街头“走江湖”摆棋局。

  后来,他们选择到城隍庙旁的寰乐园酒家门前的空地设棋档,摆残棋局来谋生。他们摆出的棋局,有古谱里的“七星聚会”、“千里独行”、“野马操田”、“蚯蚓降龙”等,这几种棋局从表面看,局势紧张,先走一方都含有一种对易于获胜的假象(杀着或吃子获胜等),最容易迷惑低手。其实,各局的变化相当复杂,非经过深入的钻研,不容易知其奥妙,因此这些棋局称为“四大棋局之王”,只有棋艺造诣精深的棋手像冯敬如、李庆全、钟珍等才敢于摆设这类型的棋局。

  水平稍差的棋人如陈星誉、陈陶等人一般另摆一种变化不太复杂的“例和棋局”(这些棋局也是选自古谱,双方必须照谱走子才能弈成和局,否则就会败北)。

  职业棋人在摆设棋局时,还要使用同伴“做媒”装作棋客,引诱围观者参与。可是,有闲情闲钱来下注的棋客,毕竟不多,而且有钱有地位的人大都不愿意蹲在街头弈棋,故街头棋档并不热闹。

  街头棋局的彩金一般是一角或二角,棋人每天的收入最多不过一元左右,达不到维持一家人最低生活的要求,而且还经常碰到警察等来勒交“规费”,日子过得辛酸。

  “让双马”争棋客

  1924年,广州西关宝华正中约开张了一家茶室,叫“翩翩茶室”。这间茶室是园林茶座,极为宽敞,环境幽美。茶室老板从吸引生意出发,增创弈棋茶座,召集了不少棋人在那里,横车跃马,品茗论棋。盈耳都是一片让单车、让双马的斟盘口之声,被称为“华南象棋少林寺”,是广州棋人每日必到和棋客竟日流连的去处。

  到翩翩茶室下棋的棋客,各阶层的人都有,以商号的老板较多,如下九路京和绸缎庄老板陆伯舟,扬巷某号针织厂老板薛英,大新路德兴隆老板高庆云,濠畔街牛皮店老板苏秀泉等等。

  也有社会上身份体面的人,如医师黎铎、潘拙庵、李庆池,律师郭腾蛟、李耀祖、邓君雄,教授何衍璇、石光瑛、黄际遇等。这些棋客多是以弈棋来作消遣的。

  翩翩茶室的出现,对于职业棋人来说,免除了瑟缩街头守摊之苦,收入也稍好些。当时,每局棋下注彩金一般是二角至四角之间,而每一次对局约需一个多钟头,棋人每天最多只能对弈十局八局,弈彩所得除支付茶点费外,最好收入每天也不过二三元。

  棋人和棋客对弈时,总要将棋度校到差不多的程度,以仅能获胜为止;如果胜了棋客几局之后,就有意输回一两局或与之弈成和棋,务令对弈者不致感到没趣。

  棋王冯敬如因为没有架子,弈棋的彩金多少从不计较,所以想学棋的棋客,多乐于跟他下棋。当时棋艺较高的棋人,对新来的棋客,不论其棋力强弱,通常喜欢搏险以“让双马”来争取其光顾,碰到棋力好的,就有可能输掉。

  但一般的棋客都是棋力较差的,虽让双马,但也不太懂得解拆法,因而棋客想学一两下“散手”,那就非得交“学费”不可。

  有时遇到天雨没有棋客光顾时,棋人之间常常互相博弈。冯敬如因擅长让双马局,另一棋王黄松轩就曾邀冯试让他双马对弈,其条件是:冯如果胜黄一局则作十局计算,如弈和棋作为胜三局计算,冯负一局仍照一局计算,结果冯虽然负局多,但常有和局出现,冯也不吃亏,可见冯的棋力老到。

  像“广东四大天王”这样的棋坛“台柱”人物,还能吸引到一些棋客光顾学棋。至于那些棋力稍弱的职业棋人,生活就更为坎坷艰难了。他们往往另想一套谋生方法吸引棋客。棋人潘炮苦心练“蒙目棋”(广州俗语称为“盲棋”)来招揽顾客。在外行人看来,能够闭着眼睛与人下棋是一件别开生面的奇事,因此颇能够吸引一些棋客。

  每天吸引四五百棋客

  翩翩茶室兴起“弈棋茶座”以后,直至解放前夕,广州的游乐场和一些酒楼茶室也增设“棋坛”,作为招徕生意的手段。

  1929年间,惠爱中路(今中山五路)的大新公司游乐场创设大众象棋擂台,最先招请棋王李庆全作“擂台主”,每月酬劳30元,直至李庆全患病不起。

  后又另请棋王黄松轩以及赵培两人担任“擂台主”,每月两人酬劳60元。由黄松轩担任夜场,酬劳40元;赵培担任日场,酬劳20元。

  当时大新公司游乐场的大众象棋擂台,在广州还是新创的,因而颇能吸引观众。一般棋迷既可报名攻擂,一试身手,也可作座上观,欣赏大棋枰挂出棋人和棋客交锋对垒的精彩表演。

  攻擂者如能战胜擂台主,可以得到奖品,奖品设有巨型银鼎一座,陈列于台畔。倘能连胜台主三局的,可扛鼎而归;能连胜台主两局的,则赠送美丽香烟四罐,入场券八张;战胜台主一局的,赠送美丽香烟一罐,入场券四张;和局则只赠送入场券两张。

  一般来说,普通棋客是没有连胜台主三局扛鼎的本领的,银鼎只是陈列品而已。除了台主故意让局外,观众得胜的机会极少。棋王黄松轩人缘素好,对攻擂的棋客,从不赶尽杀绝,当胜过几盘后,每到一定时间,故意让对方胜回一局或做成和局,使对方沾沾自喜,因而更加跃跃欲试。

  大众象棋擂台最旺的时候,夜场观众有三四百人,日场也有一百多人,当时门票收一角。游乐场除了每月给予棋手两人的酬劳外,还大有利可图。

  1934年,在十八甫马路的文龙酒家也开设了一个弈棋茶座。他们请棋王冯敬如担任象棋擂台的正台主,苏钧林为副台主。

  冯敬如、苏钧林担任该棋坛擂台主之初,双方约定采取分账式,即从每位顾客一角茶价中,提出二成作为棋手的表演费;后来因为顾客较多,就改为每月给予酬劳费60元,冯担任夜场得35元,苏担任日场得25元。

  该棋坛最旺时每天(日夜场)的棋客有四五百人,文龙酒家生意大旺。

  李宗仁请名棋手对弈

  上世纪三十年代,广州政界的官员也喜爱象棋,广州国民政府委员萧佛成、中山大学校长邹鲁、广州市参议会议长胡文灿、李宗仁等人,就常邀请棋王黄松轩等下棋消遣,其中以萧佛成的棋瘾最大,他常让黄松轩到他的东山公馆和越华路办公室对局,李宗仁则喜欢在旁欣赏。萧佛成棋术并不高明,但求胜心切,名棋手碍于他的地位,往往故意让他一两局,或弈成和棋。李宗仁不时也请名棋手对弈一两局,但一般要求棋手先让子。

  萧佛成为了满足个人兴趣,常拿出十元八块作为“悬彩”,请棋王互相对局,他则在旁凝神观战揣摩;不设“悬彩”时,就另招待一顿茶点便饭。当是,一位年轻棋手少年气盛,不知逢迎,把萧杀败,萧不高兴了,托词有事,椎枰而起。

  炳衍

来源:2010年6月27日的《羊城晚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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